hqg 统计过程中去除了重复的内容。
当事人是否自愿接受调解既是治安调解的前提，也是公民的自治权，应以当事人的意志为主导。[7]因此，不宜过度拘泥于裁量是存在于法律要件还是法律效果的问题。
对于该不完全列举，学界争议此处的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是等外等还是等内等。因此，应当通过行政自我规制的建构与完善，促进公安民警对治安调解的规范良好适用。参见裴兆斌、王淑平：《辽宁省治安调解实践调查报告》，载《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24-26页。加之我国长期以来对人民内部矛盾重化解而非打击的传统，以及当前将友善作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元素，[23]都为治安调解的化解社会矛盾的制度取向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和组织保障。在裁量范围内的行为适当与否的问题，成为行政不服申诉的对象，但是，其不服从司法统制。
如公安机关提议治安调解后，当事人既可以同意接受治安调解，也有权拒绝接受治安调解，而公安机关不得强制当事人接受。笔者认同该定义，并结合前述争议，对其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进行解读：（1）民间纠纷既可以发生在公民之间，也可以发生在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在1953年12月17日针对两千多份宪法诉愿而做出的裁决中，宪法法院肯定了131法的合宪性，判决书一开始便明确指出：纳粹时代所有的公务员任命都终止于1945年5月8日。
[24]这一意见是使得施密特直到去世一直未能恢复教职的主要因素。一群冻饿交加的人口，数以百万计的无家可归的难民和被驱逐者，每个人都竭尽全力以求基本的生存。比如，他写道：真正的司法权决定都出现在事后。只有当相关各州无法通过各自的立法程序来有效处理重组中遇到的问题（包括任期延长问题）时，联邦议会才可以介入。
什么？我听到有人说：一片被打败、被夷平、被毁灭的土地，被外国占领者分割成四块，在精神和物理上一蹶不振。法律有赖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加以确立和施行，但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却未必选择确立和实施法律之治。
有些宪法原则是如此根本和如此具有更高约束力，以至于它们超越于宪法文本之上，约束着宪法的起草者们，其他并不具有如此崇高地位的宪法条款会因与这些宪法原则相抵触而无效。[17]但他认为这种否定性立法符合司法职能的性质，因为它是事后的、回应性的和救济性的。[7]为希特勒上台打开法律通道的据说是魏玛宪法第48条，该条第2款规定：于德意志帝国之公共安全与秩序受到阻碍或危害时，帝国总统得采取必要措施以重新恢复公共安全及秩序，必要时得以武力介入。基本法第79条第（3）款很清楚地表明基本法本身认可这个说法。
但他接着说，正是由于这种超凡的学术能力被用于邪恶的目的，使得他的罪责更重。从这一解释规则出发，可以推导出：任何宪法条款都必须以这样一种方法来解释，以使之符合这些根本原则以及制宪者的基本决策。这份判决书立场鲜明地对纳粹公务员参与纳粹恶行的历史事实做出了确认，这在当时是极不受欢迎的。从魏玛到纳粹时代的历史来看，施密特的理论似乎获得了验证，而凯尔森的理论则被证明是法学家的想象。
[40]因此，哈贝马斯对德国人的任何民族自豪感（包括出于对德国宪法法院的独特实践之强调而产生的民族自豪感）都保持高度的警觉。容克贵族以他们的社会宗教—强烈的德意志民族主义—为纽带在19世纪70年代实现了德国的统一，而羽翼尚未丰满的市民阶层被这种强大的民族国家主义所裹胁，未能发展成普世价值的承载者。
一个已经有效消除国内所有竞争性的政治势力，对外也有足够实力来抵御别国干预的政权，完全靠执政者的自觉自愿来实现自我约束，看来是不大可能的。但是，从基本法第29条第（4）款的内容来看，一部普通的联邦立法不能取代一个州的人民的意志。
（2）给予宪法法院独立的预算，而不是把它作为司法部预算的一部分。[16]此后他离开奥地利来到德国，重返大学教授生涯。有趣的是，对施密特的纳粹关联的官方审查意见也出自卢文斯坦之手，作为美国驻德国占领军政府法律部的顾问，他于1945年11月提交了一份题为对卡尔·施密特教授之人格和作品的观察的四页备忘录，在第一段，他对施密特的学术能力极尽赞美，说他对公共观念的影响力可以与哈罗德·拉斯基相提并论，只不过是朝完全不同的方向：拉斯基是民主捍卫者，施密特是极权主义鼓吹者。虽然这并不意味一个州立法机构的任期不能超过四年或者它的任期不能为了重要的原因而延长，但是延长任期的决定只能按照宪法所规定的程序来做出。他把国家和宪法视为各种知识过程的有意义的交互作用的产物，也是人类和人类群体的活生生的创造。其生命力也远远强于德国这种虚构的文化起源。
但基本法的起草者们从魏玛的历史中得出了错误的教训，他们用法学家之法（J uristengeset z）取代了人民之法（Volksgesertz），因而削弱了《基本法》的民主正当性。自由民主秩序是一个宽泛的、有待解释的概念，基本法将解释权完全交给了宪法法院，使宪法法院成了这种秩序的塑造者，而不仅仅是捍卫者。
但经过修订之后，这部法律于1951年4月5日获得通过（以下简称第一部法律）。通过司法程序得到保护的个人权利。
与中华民族一样，德意志民族是一个有着辉煌的历史而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被甩在后面的民族。如果一个州的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试图对基本法做出不同于联邦宪法法院或另一州的宪法法院判决的解释，它应先把这个问题提交联邦宪法法院做出裁决）、第126条（关于某一法律是否作为联邦法律而继续有效的不同意见应由联邦宪法法院做出裁断）、第137条（规定了第一届联邦议会选举时由于联邦宪法法院尚未建立《基本法》第41条规定的相关争议由联合经济区德国高等法院行使管辖权）。
民族性是一种特殊性，体现了特殊的文化传统，通过与其他文化的区分乃至敌对来强化民族内部的团结与统一。最后，联邦宪法法院对自己所做出的合宪性判断之效力进行了如下明确而果断的说明：如果一个法律条文与基本法相抵触，联邦宪法法院必须判定它无效。第一任院长赫曼·霍普克-阿斯科夫（Hermann Hopker-Aschoff ）很不愿意接受院长任命。根据这一授权，民选总统冯·兴登堡总统于1932年7月20日颁布了一项旨在恢复普鲁士州范围内公共安全和秩序的总统令，任命首相弗朗兹·冯·巴本为普鲁士州（当时德国最大和最强大的州）专员，全面接管该州政府。
同样，1948年9月1日，当来自德国的西方占领区各州的70位代表聚集在波恩的柯尼希博物馆开会的时候，他们也只是想为战后分崩离析的德国的一个部分起草一部临时性和过渡性的宪法性文件。本文通过考察德国宪法法院奠基时期（1951-1955）巩固自身宪法地位的举措和两个关键案例，分析了宪法有效实施所需要的基本条件。
但两国还是有很多区别：首先，德国的文化根源神圣罗马帝国是一种虚构的强势文明，是德国遭遇强国侵凌时人为建构出的光荣过去。联邦德国最高法院的首任院长赫曼·维因考夫（Hermann Weinkauff）在纳粹时代曾经长期担任帝国法院刑三庭法官，该庭发明了臭名昭著的血统保护法理，贯彻纳粹党的种族歧视政策。
这个条文规定联邦议会可以通过立法确定纳粹政权公职人员的法律地位和退休金问题。《基本法》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设立了一个专事解释宪法、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厘定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权力边界的机构，其中不下20次提到联邦宪法法院，其中包括第18条（基本权利的丧失及其范围应当由宪法法院宣布）、第21条第2款（任何政党均不得试图破坏或废除自由民主基本秩序或威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存在。
[21]与施密特在《宪法的守护者》中的说法—宪法司法化不会导致政治的司法化，但会导致法律的政治化[22]一一相比，双重危险显然是一个更加猛烈的批判。公务员服务于恒久的国家，而不是流变的政府首脑[35]等说法，宪法法院在判词中援引了翔实的历史研究成果，无可辩驳地论证了纳粹时代的公务员如何从效忠国家和法律转变为效忠纳粹党乃至效忠希特勒本人。法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分别主持自己所在法庭的工作。如果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某一国际法规则是否构成联邦法律之组成部分并创设出当事人的直接权利义务产生疑问，也应提请宪法法院对该问题做出决定。
[3] 宪法法院法官的地位变迁也可以从它的第一位院长和现任院长对待该职位的态度上看出来。因此，宪法法院法官在宪法问题上的权威正像科学家在科学问题上的权威一样，是知识和科学判断的权威。
他也不同意考夫曼（Erich Kaufmann）对自然法与黑格尔主义的简单综合。西南州案被称为德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因为它不仅确立了若干沿用至今的宪法解释方法，而且明确了宪法法院判决的效力，这种效力在范围和强度上都大于美国最高法院的宪法判例，因为它约束包括议会、联邦政府和总统在内的所有宪法机构，并且禁止它们对相关基本法条文做出另外的解释或对已经被宣布违宪的内容再次进行讨论。
[42]Oliver W. Lembcke, Huter der Verfa. 4ssung: Eine institutionentheoretische Studie zur Autoritat des_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Tubingen: Mohr Siebeck, 2007. 作者简介：郑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然而，正像出身可疑的美国宪法已经存续了两个多世纪、为美国成为世纪第一强国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一样，德国基本法也已存在了六十余年，帮助德国度过了战后的艰难岁月，并见证了德国成长为欧洲第一经济强国的过程。
